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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州之役中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?对明朝有什么影响
更新时间:2018-06-23 04:03

  万历二十七年(1599)五月,土司杨应龙在播州正式发动叛乱,在云贵地区烧杀抢掠,时叛时降,出尔反尔。明朝政府多次对其进行招安无效,于万历二十七年末(1599)任命李化龙为四川巡抚,总督川、贵、湖广军务,对杨应龙进行征讨。

  万历二十八年初(1600),李化龙指挥二十余万明军,兵分八路,进攻播州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五月十八日,各路明军会师于海龙囤,对杨应龙进行总攻。六月,刘铤破其城,杨应龙之子杨朝栋、其弟杨兆龙、妾田雌凤被擒,播州全境光复平定。

  平播战争历时114天,集四川、贵州、湖广八省之力,耗银约二百余万两,最终平定杨氏叛乱。但战争对明朝的各方各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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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播州之役对明朝对明朝的消极影响

  (一)国力的巨大消耗。

  明王朝对杨应龙的征伐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,但战争对明朝国力也产生了巨大消耗。明代大学士王家屏曾说:“(平播战争)车骑戈甲,连数镇之师,半委山谷矣;金钱刍粟,倾数万之积,尽填沟壑矣;兵老财殚,智穷计绌……外坠狡夷之牢笼,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……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,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。”明末万历年间的三次大征伐战争时间上几乎是一脉相承,对国力的消耗更是不言而喻。明王朝为了维持这几场庞大的战争,转饷于半个天下,国家的财政日益枯竭,产生了严重困难。

  明王朝的国库开支集中于太仓库、太仆寺和京通仓储三大库,在战争期间,这三大库的开支库存直接反映了明王朝国力的消耗。

  明正统七年(1442)始置太仓库,又称太仓银库,俗称银库,掌管贮银。“各省所派剩麦米内库中棉丝绢布、马草、盐课之折银者,籍设家财变卖田产、追收店钱之援例上交者,皆由此库贮存。”可见太仓库为明中后期最重要之国库。神宗即位之后,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,太仓库储备丰盈。而经过壬辰战争与播州之役后,库银所剩无几,平播战争对库银的消耗无疑是非常巨大的。

  明代太仆寺,“掌牧马之政令,隶属兵部,并于滁州设立南京太仆寺”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太仆寺少卿上书称:“臣稽往牒,在嘉隆年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,盛矣。迨万历十八年,西征哱拜,借一百六十万;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;二十七年,为边饷五十万……今老库见存二十七万耳。”由此可见,自万历壬辰之乱开始,到播州之役结束,战争的巨大消耗将太仆寺库丰盈的库银消耗殆尽。

  京通仓储是以储备国家粮食作为国库,为国家所需而支出米粟。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,万历十一年(1583)十二月,“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”;到万历三十年(1602),“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,仅足两年之支”。这期间粮食储量的巨大变化,反映了万历三大征对国库粮食的庞大消耗,而平播战争作为三次大战的最后一次,其所需所耗更是对战争不断的明王朝雪上加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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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百姓赋税加重。

  平播战争历时约半年之久,加之之前明廷北征宁夏,东征朝鲜,消耗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导致国库亏空十分严重,必须以增开赋税为手段维持国家的运转。

  明朝中后期,明廷将加重赋税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。万历十四年(1586),继任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申时行曾对加派赋税之事作出了严厉批判:“比年以来,渐有加派,有因事而增者……方今才绌民劳,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继,额外之派又何以堪!”万历二十年以后,因战事四起,“接踵三大征,颇有加派”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)开始平叛杨应龙之时,增派赋税之请况“比二十年以前,十增其四”;“天下盈实之户,比二十年之前,十减其伍”。

  由此可知,虽然明廷进行的平叛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,但巨大的战争支出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,朝廷只能加派赋税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,而这样的举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社会矛盾,机发民变。

  (三)引发矿监税使对民间的剥削与掠夺。

  早在嘉靖年间,明朝政府曾在民间广开矿山,后因大臣反对,民怨四起,在隆庆年间将其废止。到万历时,神宗一度想将开矿之事复起,但遭到大学士申时行为首的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,故开矿之事无奈搁置。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神宗皇帝以“营建两宫,计臣束手”和战争开支巨大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税使;到征播战争之时,派出的矿监税使更是数量庞大,跋扈华夏,全国厂矿几乎都由宦官控制。由于征讨播州之事即起,矿监税使以其为由更加肆意妄为地对百姓进行盘剥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)四月,大学士赵志皋尖锐指出:“(矿监、税使)挟官剥民,欺公肥己,所得进上者什之一、二,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。”神宗开矿征税,本为无奈,又为极其不义之举。长期的战争和对百姓的盘剥,使整个国家元气大伤,“故论考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”;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“论者谓明之亡,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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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导致民变不断,女真崛起。

  明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矿监税使的胡作非为,使生存压力极大的老百姓走向了官B民反的道路。播州之役之后,因为加税加赋机增不断,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0),白莲教徒赵古元在徐州一带聚众发动起义;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安徽、江苏一带流民又“千百成群,在在行劫”;连年的饥荒与沉重的负担使农民不得不起身造反,崇祯二年(1629),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先后起义,他们成了明王朝最后的掘墓人。

 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,是在万历三大征之后。尤其平播战争,明廷调集20万大军远赴西南,使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大大削弱。明廷的对内平叛战争给了努尔哈赤绝佳的发展时机,万历四十四年(1616)努尔哈赤称汗,建立大金政权。实力雄厚的努尔哈赤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(1618)以“七大恨”为由讨伐明朝,发动了长达几十年的对明战争;三十年后,满清入关,统一全国。

  回顾女真崛起的发展史,万历三大征,尤其在平播战争之时,是女真发展的分水岭。由于明王朝调重兵围剿土司叛乱和农民起义,无暇顾及东北战事,使女真族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宝贵的发展机遇,为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自此,明廷在对女真的控制上丧失了主动权,这揭开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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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播州之役对明朝的积极影响

  首先,在播州地区实行改土归流,推行儒学教育,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辖,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。平定播州之乱后,中央政府在当地改流设府,“命分播地为二郡,以关为界,关内属川,关外属黔,属川者曰遵义,属黔者曰平越。遵义领州一:曰真安;县四:曰遵义、绥阳、桐梓、仁怀。平越领州一:曰黄平;县四:曰湄潭、余庆、瓮安、安化。”这就使中央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播州地区和广大西南地区的控制。善后改土归流的实施,直接将播州地区纳入中央管理体系,标志着中央对该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。

  在教育方面,中央政府对相对落后的播州地区各府、州、县开始推行儒学教育。“至万历三十六年,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,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。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;考择司教,社置一人或二三人。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,社师十四人;正安州二所,五人;桐梓县县二十二所,二十二人;绥阳县二十七所,二十七人;仁怀县二十二所,二十二人。都社学八十七所,社师七十人。遵义文教,实开于此。”可见,在平播战争之后,中央政府通过改流设府,大力推行儒学教育,使当地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进步。

  其次,通过编民入户,客观上增加了一定的财政收入,解放了劳动力,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编户设府后的播州地区,被纳入了中央财政管理体系,其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和粮税都缴纳于贵州行省,客观上缓解了一部分财政紧张问题。在战后通过大规模地改土归流,使旧的农奴制遭到了瓦解,土司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随即消失。

  总之,播州地区改流设府之后,虽然对整个国家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,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教育、经济、文化的全面进步,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,促进了民族团结,维护了国家统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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